“十三五”我国要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向居住证制度转型

  • 日期:11-08
  • 点击:(1303)


南海海口1月28日电(记者苏桂楚,南海)1月27日下午,主题为“转型与进入十三五:结构改革的历史挑战”的《2016年中国改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海口举行。 报告指出,“十三五”和城镇化结构变化影响转型发展大局,成为中国“十三五”转型发展的“最大红利”。城乡一体化体系的创新将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关键是要把“农民工”变成历史 释放城市化潜力,关键是从历史阶段退出传统户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居住证制度,力争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市化的新模式

报告指出,“居住证制度取代了城乡双居住证制度”,并认为应进行三项“变革”,即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服务和管理,从城乡双居住证制度转向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及从公安部门转向人口服务管理

“十三五”期间,通过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显著增加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扩大了人口窗口 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快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报告共分十章,即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化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变化、“二次开放”、市场决策、金融改革、共享发展、绿色革命、教育结构变化和监管变化。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2020年。“十三五”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对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公平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转型进入“十三五”:结构改革的历史挑战

通论

“十三五”:结构改革

1与“十三五”:经济转型的历史交汇

“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特征非常突出:增长、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通过转型和改革促进发展是一个基本趋势。转型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转型升级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经济转型面临诸多矛盾重叠、风险增大的严峻挑战。转型需要“突破习俗”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是通过结构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因此,市场活力将得到释放,国内需求转型发展的潜力也将得到释放。

(1)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已经终结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减产、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严峻挑战 以产能过剩为例,产能过剩问题存在于大多数行业,并已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蔓延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行业。 以库存移除为例。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多数省市都把房地产作为刺激投资的重要领域和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连续多年居高不下,导致库存不断增加。 2015年底,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接近7.2亿平方米的[1],房地产的高库存增加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客观地说,产能过剩、库存过剩和杠杆过度的形成,不仅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实际反映。

(2)经济转型滞后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总体经济形势稳定,但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存在周期性和国际性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滞后。 总体而言,经济转型滞后不仅加大了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也增加了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诸多疑虑。 去生产、去库存、去杠杆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 如果产业结构转型不能取得突破,不仅难以清除现有过剩产能,还可能形成新的过剩产能。 这就要求把转移方式和结构调整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力争在“十三五”前两年取得重要进展。

(3)经济转型正处于突破习俗的历史关头。 “十三五”计划,尤其是未来一两年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将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还将释放中长期增长的巨大潜力。 相反,有可能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这将导致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2。“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点

目前,实体经济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际困难增加;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呈现出新的趋势变化。产业结构、城市化结构和消费结构正处于加速变化的重要阶段。新的趋势和结构正在迅速形成。 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关键是规划和把握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破解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改革问题,释放转型发展的巨大增长潜力。

(1)经济转型升级的突出优势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发展战略有很大的空间。 特别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增长趋势、结构和增长动力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

产业结构的转变正在从工业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 目前,中国经济服务的趋势正在形成。 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都呈现出鲜明的经济服务特征。 例如,大规模创业和大规模创新大多集中在服务型经济中,并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 “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大幅提高,从2015年的50.5%左右增至2020年的58%左右,可能达到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城市化的结构性变化正在从规模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 “十三五”期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会继续提高,而且会逐步优化结构。 随着居住证制度的逐步开放,从规模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过渡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从而形成“十三五”转型发展的“最大红利”。

消费结构的变化正在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服务型消费和绿色消费的需求显著增加,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全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消费将进入全面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显著提高。 据估计,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消费率可能达到55%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65%左右,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2)经济转型升级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趋同 世界已经进入“工业3.0”和“工业4.0”的时代。工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模式。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与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呈现出历史交叉。 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机遇,在“工业3.0”和“工业4.0”的基础上改造传统产业,形成制造业强国的技术和产业优势,成为我国“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大任务

中国开放经济的新模式和世界新一轮自由贸易已经显示出历史的趋同性。 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明显加快的新形势下,如何将国内产业转型、消费结构升级和推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已成为“十三五”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课题。

(3)抓住趋势,顺应趋势 要顺应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关键是要把握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打好牌”、“打好牌”

3335,4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是转型发展的一大利好 中国经济领域的突出矛盾是产能过剩,其根源在于需求不足。 如果消费能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将会增强,经济波动将会减少,经济增长将会相对稳定,产能过剩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空

产业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因素 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加快经济服务进程的“十三五”将为经济转型带来新动力,形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促进新产业和新形式的不断涌现,成为“十三五”期间支撑经济增长6.5%左右的主要条件

3。“十三五”:结构改革的关键时期

(1)面临结构矛盾约束的经济转型

供求结构性矛盾 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需求在引导供给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供给在释放需求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和服务型需求升级,原有的供给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 如果过去通过扩大投资来解决供求矛盾,投资的边际效应将明显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趋于减弱,经济矛盾和问题将被推迟,更重要的是,将错过化解风险的最佳时期,从而进一步积累潜在风险。 因此,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努力加强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以提高供给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效益,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势头,转变和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 “十二五”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格局有所改善,消费率和消费率开始上升。 但是,由于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矛盾依然突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例如,社会消费结构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已经形成,但服务业的有效投资和供给明显不足,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仍存在诸多政策和制度障碍。

政策与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解决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策刺激,而是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 以产能过剩的解决方案为例:首先,政策刺激应起到“支撑底线”的作用,特别是金融宏观调控,以保持底线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理顺导致产能过剩的相关制度机制,逐步消除产能过剩的制度因素。

(2)通过结构改革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 面对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进行结构性改革,开辟一条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矛盾的新路。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应当看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变革是新阶段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选择。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市场资源配置的重点要由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依靠市场力量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城镇化结构变革。“十三五”,我国将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要以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结构变革。从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看,实现消费驱动经济转型的重大突破,关键是创新消费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并且加快投资转型。

(3)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任务,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本目标,以制度创新为重大举措。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转型的矛盾与挑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不仅需要结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政策调整,更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深化全面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从这两年改革的实际进展看,有些领域的改革进展较快,并且有实质性突破,但有些领域的改革滞后,并出现了改革“打滑、空转”的现象。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在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自上而下的共同改革行动,形成结构性改革的良好氛围。

二、“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将呈现结构升级、内需潜力释放的趋势性变化,这是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与独特“资本”。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由此,不仅能缓解或者化解短期经济增长的矛盾和困难,更重要的是将通过转型升级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1.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1)“十三五”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2010年提高4个百分点”,即从43%提高到47%。2015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50.5%,比“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要求高出3.5个百分点[2]。

尽管如此,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例如:与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低20个百分点以上;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实际需求相比,至少相差5~10个百分点。如果到“十三五”末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8%左右,意味着5年内还有约8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有观点认为,当前服务业在GDP中占比快速提高,主要不是规律性的,而是工业投资下降、实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从现实情况看,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应当看到城乡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带动经济的服务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基本趋势。在这个趋势下,“十三五”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占比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

(2)服务业不仅速度在增长,而且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从规模看,“十三五”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明显提升;从结构看,与工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初见端倪,以研发、金融、物流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30%以上,由此形成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3)以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选择。

制造业为何大而不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主要原因在于以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严重偏低。

做大做强的关键何在?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以研发、设计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基本趋势是由生产型制造走向服务型制造。

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对工业意味着什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不是不要工业,不是不走工业强国的道路,恰恰是工业转型升级、工业强国的客观需求。2015年,我国新产业增长较快,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3]。这与近几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直接相关。

(4)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引领经济新常态。有数据显示,2008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只能达到70~80万人左右;而2013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能达到150万人左右[4]。也就是说,就业问题既和速度相关联,也和产业结构相关联。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将是扩大就业的主要载体。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因素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根据初步测算,如果未来几年服务业占比从50%提高到55%,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将下降14%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下降18%左右[5]。可以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2.基本形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1)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一个重要载体是人口城镇化。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期间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三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估计到2020年,我国规模城镇化率将有可能超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4年的36.6%提高到50%左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产业结构变革的进程相适应。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8%、60%左右,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左右,这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不相适应。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相适应。到2020年要达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若只有45%左右,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与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相适应。2011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已经达到52%。如果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2012年全球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还相差几个百分点,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2)关键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大国,实现共享发展,首先在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就需要“十三五”期间加快相关政策的落地,实现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如果近两年能有效解决这1亿农民工的问题,“十三五”户籍人口城镇化就会有重大突破。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思路。十八届五中全会 《建议》 中有两个提法特别重要: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实施居住证制度。“十三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重在推进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一是由对人口的控制转向对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二是由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向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三是由治安部门管理为主转向人口服务部门的管理为主。

3.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1)“十三五”我国将实现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变。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现代服务需求逐步高于传统物质需求,成为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估计“十三五”末期,我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由2014年的40%左右增长到2020年的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可能会达到60%以上。有机构估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市场消费总规模将高于医疗消费总规模,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还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我国健康产业产值规模将高达14~16万亿元人民币[6]。就是说,健康服务业将成为我国“十三五”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

(2)“十三五”我国消费规模将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超过GDP增速3.8个百分点。估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仍保持高于GDP增速2~3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速达到8%~10%。

(3)“十三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提升。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4%[7]。估计“十三五”期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5%左右。也就是说,“十三五”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4)消费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现实生活当中消费又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并引发经济结构服务化的重大变化。

4.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依赖性明显增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化方兴未艾。与2001年我国加入WTO时的对外贸易不同,如今我国面临着的突出挑战是服务贸易的双向市场开放。当前,国人到海外旅游、做健康体检、求学等已经比较普遍。“十三五”,如果能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双向市场开放方面有所突破,不仅牵动影响国内的经济结构升级,还将充分发挥我国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比重过低。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为20%左右,我国仅为12.3%[8]。这就需要把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作为优化贸易结构的重点。

(3)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建设。目前,国内4个自贸区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球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加快推进的特定背景下,自贸区的重要使命是推进服务贸易开放。应当说,目前自贸区在这方面尚未有大的突破,甚至仍是一个“短板”。适应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自贸区要在服务贸易上努力实现重大突破,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多边、双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取决于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有多大的突破。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

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至少要达到20%。

把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

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在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中做大现代服务业,培育服务业领域竞争的新优势。

推动中欧中国与欧盟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以加强服务贸易合作为重点,推动中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共赢,争取“十三五”中欧自贸区建设有实质性突破。

三、“十三五”: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十三五”转型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取决于改革的选择;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与趋势破题发力;取决于能否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取决于尽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十三五”的“转型发展”,就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打破经济转型的政策与体制性掣肘。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放松管制、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重大改革举措。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加大更有效的制度供给,以实现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突破。

1.服务业市场开放是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

从现实情况看,当前服务业供给瓶颈矛盾突出,根源不在于国内资本缺失,而在于服务业行政垄断、市场垄断的特点仍然突出,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头戏”在于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并由此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与空间。

(1)从工业市场开放到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在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十三五”,无论从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的大趋势看,还是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看,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自由贸易进程正在提速。“十三五”,我国要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把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关键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2)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是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突出短板”。“十三五”推动市场化改革,重点是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总的看,目前的服务业市场状况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低一高”。

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例如,现在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程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左右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

服务业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例如,国内自贸区122项的负面清单中,有80余项针对服务贸易领域,也就是说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

服务型经济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应当说房地产从规模上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现在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的转型问题。如果房地产能够以健康服务为重点,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由此就会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从而为去库存闯出一条新路。

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我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仅为韩国的15%。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9]。

(3)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服务业领域社会资本投资增速将超过工业。近两年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工业与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出现大幅下降,但服务业投资增速仍高于工业,在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统计,2015年1~11月,服务业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9.7%,高于工业0.3个百分点[10]。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社会资本投资占比过半。据统计,服务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由2012年的10.1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6.4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由51.3%上升到52.7%[11]。

服务业市场开放将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以教育市场为例,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5.52万所,各类在校生达4301.91万人[12]。有机构预测,到2018年我国民办教育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13]。

(4)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就是说,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关键在于尽快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计划。

(5)实现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工业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从而有效做大了工业“蛋糕”。“十三五”,通过开放服务业市场做大服务业“蛋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课题。

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政垄断或市场垄断。

推进服务业市场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十三五”,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产业空间和制度空间,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全面放开服务业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从实践看,某些服务业价格管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在相当大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竞争,并扭曲了供求关系。

(6)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开放。从国际经验看,公共服务的契约化、社会化、市场化是一个大趋势。这就要求充分利用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适应13亿人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要把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多元竞争主体作为发展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争取使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比重从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务类占政府采购总额比重从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14]。

(7)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调整。“十三五”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尽快消除服务业发展的某些不合理政策,实现服务业与工业政策平等。

加快调整服务业与工业用地政策。要加大服务业用地供给,提高现代服务业用地比例,新增建设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倾斜。

以促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为导向加快税收政策调整。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需要尽快完成“营改增”,全面推进消费税改革,使消费税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

2.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重点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与结构性改革

经验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革命的主角是企业和企业家。企业既是经济转型的主体,也是推动结构性改革的主体。从现实情况看,企业发展的环境总体并不宽松,不仅一些国有企业开始陷入经营困境,而且一些民营企业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为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困难,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应当说,在当前经济转型的特定背景下,需要把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倡导企业家精神作为结构性改革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1)经济转型时期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具有紧迫性。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经济风险因素增多的情况看,未来1~2年,并不是大规模进行企业改革的最佳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要努力寻求短期应对危机与中长期转型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例如:加快企业结构调整,优化企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兴企业,要以信息产业为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适应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兴产业;鼓励引导企业兼并重组,对“僵尸企业”要建立差异化处置的甄别机制,对确实需要淘汰的企业,要逐步退出市场,以降低经济社会风险。

(2)重在优化企业转型与改革的经济社会环境。例如,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保证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新收益,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部分行业企业产业集中度低,导致行业恶性价格竞争、重复建设严重,有效去产能的办法是通过做优、做大、做强企业来提质增效。

(3)“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没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就很难产生一个竞争力强的企业。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激发企业活力,首先是激发企业家精神。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家的选拔机制、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宽松环境。

3.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的简政放权与结构性改革

我国仍是一个转型大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实际情况看,激活市场、激励企业关键是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权、减权的力度,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激发市场活力,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1)向企业“放权”要有新突破。着眼于激活市场、解放企业,不仅要“放权”,还要实质性“减权”。

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总的看,“互联网+”时代,实现企业自主登记注册的技术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在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企业一站式登记注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自主登记注册网络平台,在企业注册时间上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企业简易注销制度改革。在目前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在全国实施个体工商户、未开业企业以及无债权债务企业简易注销程序。

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客观地看,从投资审批制到备案制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突破。但由于多种因素,实践中备案制仍被变相“审批”。建议除政府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将投资决策权还给企业。

以公平竞争政策取代产业政策。应当看到,华为、阿里巴巴等一批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并不是靠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除农业等特殊产业外,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

(2)市场监管体制转型要有新举措。过去以行政审批取代市场监管的传统模式增大了企业的制度成本,并且难以确保监管的有效性。着眼于“降成本”与增强监管的有效性,需要建立统一的、综合性市场监管机构。

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离,以保障市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不仅在职能上要分开,机构上也要分开,由此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监管体制。

调整优化市场监管的行政权力结构。适应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大趋势,建议:尽快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金融监管新体制;整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消费品安全监管职能,组建专司消费市场监管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整合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反垄断执法权,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反垄断局。

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市场治理新格局。维护市场秩序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强调政府市场监管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自治,提升企业社会信用,促进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信经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生态环境,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市场治理体系。

推进市场监管的法治化进程。“十三五”推进监管转型,要采取立法先行的办法,依法梳理和公布各级政府监管权力清单。同时,加快金融领域、消费品领域、反垄断领域、城市管理领域等重点领域监管立法修法,完善市场治理的法律体系。

以大数据为重点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推动市场监管的标准化、专业化、技术化,实现市场监管方式的现代化。

(3)简政放权重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无论是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是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都要立足于人的发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今天,告别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市场环境创造的主体。这既是社会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时期政府在转型改革中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

分享到一键通微信新浪腾讯QQ空间i贴吧

责任编辑:甘晨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