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银行家生活就是灯红酒绿?其实这件事才是他们最关注的

  • 日期: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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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民国时期的银行家,我估计大家脑海里想的大概是有钱,有很多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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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一场接一场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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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民国时期的那抹挪不开眼的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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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很可能都不是这样。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银行家们关心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想方设法帮助生产事业发展。

  正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所说:“吾人作事,当设法使多数人能得啖饭之地,今日中国太穷乏,我人当设法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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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扶助农业经济是银行家们达成的多项共识之一。那像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来扶助当时的农业和农民呢?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战乱、政府剥削、苛捐杂税、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商人、地主投资农业无利可图。而作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就更不用说,今年都可能活不下,更不用说来年的农业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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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民国时期的农村经济已濒临破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土地撂荒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农业种植苛捐杂税多,种田的收入扣除各种税赋以后,连自己温饱都不能满足,万一种田的过程中在钱庄或者当铺借点高利贷,那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因此种田的人一天比一天少,撂荒的地一天比一天多。

  二是种植鸦片的多了起来。种水稻、小麦不赚钱,但是鸦片赚钱,因此,很多离不开土地的人,就开始转种鸦片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三是地主也不愿意投资土地生产。由于赋税加重,投资土地生产已不能赚不到钱,因此很多地主不再继续投资农业生产,转而将资金购买证券地产,或者存入银行。

  四是经营农产品的商人也不愿意继续从事农产品经营。因为当时由于粮食短缺,民国政府从外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而且进口粮食便宜,本地粮食完全无法与进口粮食竞争,做粮食贸易只有亏的。

  最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当局财政入不敷出,只有增加赋税,赋税增加,人民生活更难以为继,更没有余钱余力投入生产经营,政府税收就更少,税收更少又进一步加重税收,人民更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造成民生凋敝,政府穷困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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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军阀混战,内地农村经济又濒临崩溃,因此军阀、官僚、地主、富商,纷纷将资金存入五大通商口岸,其中以上海为最。

  与上海外滩平行的江西路,因坐落大批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占全国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被誉为“东方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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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量外地资金涌入,银行业的储蓄存款大大增加。这是放现在,任何一家银行行长估计做梦都会笑醒,可民国时期的那些银行行长则是深感忧虑。

  因为存款增加,并不是因为国民收入增加,而是因为外地资金涌入,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内地生产发展,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当时内忧外患,中国经济得不到发展,尤其是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就会一直被外国列强所欺压,尤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假如硝烟再起,中国又会再度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面对当时的情况,30年代的银行界形成了救济农村经济的共识。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提出,要把涌入上海的资金投入内地,支持内地的生产经营,恢复农村生产,减少农产品进口,最少要做到粮食和棉花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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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更进一步提出发放涉农贷款一定要把握三点:一是贷款必须用于农业生产,或与生产有关的事业;二是贷款必须要有所保障,才能把规模做起来;三是农民自身要成立合作组织,改良农业生产经营水平。

  而这些银行家们不仅仅是喊个口号而已。

  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发放农村合作贷款,与金陵大学乌江试验区和北平华洋义赈会一起共同办理。

  1932年起,中国银行在全国农业集散地设立仓库,从事农产品贸易,并开创小额农民抵押贷款和农村合作社贷款。

  193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农村合作贷款部,中国银行设立农业放款委员会,专门研究指导全行的农业放款工作。

  随后,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相继加入涉农贷款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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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36年,由于各大银行涉农贷款规模逐步上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认为现在涉农贷款投放应从“量”的提升转为“质” 的提升。

  为了提高涉农贷款的发放质量,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倡导下,上海银行业除了发放贷款进行直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以外,在农业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农田水利、销售运输等环节,均予以支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扶助农民成立合作组织和培养农业经济人才。

  扶助农民成立农业合作组织。在陈光甫等银行家看来,中国的农村组织十分不健全,单个农民经济实力弱,抵御风险能力薄弱,哪怕银行想支持农民发展,也很难有实质性效果。面对这种情况,陈光甫等人没有把这些问题当做退缩的借口和理由,反而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农民的力量团结起来,成立互助合作组织,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救济农村,还可以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将农村生产技术传播开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甚至还能提高农民的现代化意识,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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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农业经济人才。早在1933年,陈光甫就感觉到农村事业人才的缺乏,会严重制约救济农村事业的发展。于是当年就与金陵大学合作办学,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设立奖学金和农业讲座基金,资助学校聘请两名外国专家来校讲学,每年一万,三年六万元。并设置十个奖学金名额,专门用于奖励和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学生学习和研究农业经济,毕业后投入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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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36年,第一批由金陵大学培养的人才正好毕业,走向农村广阔天地,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涉农贷款由江浙交通便利地区,延伸到陇海路线以及长江流域沿线,并先后在南京、郑州和长沙三地设立分部,涉农贷款进一步惠及更多区域。

  虽然民国时期的银行家们立足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主动承担了救济农村的重任,不仅主动发放低息的涉农贷款,培养农业经济人才,帮助农民成立合作组织,注重农村生产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资金支持,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他们的不凡见识和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具体努力。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银行家们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措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导致农民贫困、农村经济凋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土地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也是当时民国银行家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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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村金融已形成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所共同构成的覆盖范围广、层次多且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初步解决了农村所需的基本金融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银行家生活就是灯红酒绿?其实这件事才是他们最关注的

  虽然目前依旧还存在农民贷款难、银行难贷款的“两难”现象,依旧还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吃、拿、卡、要”的不良风气,依旧还有部分农民存在恶意赖账不还的行为,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反腐力度的不断强化,未来农村金融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但是现在很多本应支农支小的农村金融机构,却在经营过程当中逐渐有脱离农村的思想,一心想着业绩,反而忘记了支农支小、支持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本心,哪怕监管机构通过“三个不低于”等指标监管,但银行资金脱实向虚、资金流向房地产等现象屡禁不绝,实在令人遗憾。

  现在很多银行行长仅仅满足于将信贷资金投向县域、投向农村,虽然现在涉农贷款的规模和覆盖面远大于民国时期,但是相对民国时期的银行行长们来说,在办理支农贷款中,两者的思想觉悟高低,实在是有质的差别,不能不让人对民国时期的银行行长们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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