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钱穆:略论中国宗教

  • 日期: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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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元国学2019.8.21我要分享

  略论中国宗教

  文 / 钱穆

  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此一问题,深值研寻,加以阐扬。

  宗教重信,中国人亦重信。如孝、弟、忠、信,五常之仁、义、礼、智、信。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与所信,分别为二。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与所信和合为一。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内。所谓"通天人,一内外"者,主要即在此。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圣人即是一神。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圣人之更高境界,即当为一天人,即神人。圣之与天与神,亦和合为一,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

  中国人亦非不信有灵魂。古人言魂魄,魂指心之灵,魂指体之能。又言人之死,骨肉腐于土,魂气则无不之。则魂魄虽和合为一,亦可分别为二。魄附于身,魂在心,乃可流散于外,有不与其躯体以俱尽者。其实躯体腐烂,亦化为气,同一流散。惟中国人之视心身则有别,即视魂魄有别,亦即视神物有别。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虽有分别,仍浑然和合为一体。西方人天与人别,内与外别,仅主分别,不复和合。但谓中国人有和合,不再有分别,则亦失之。

  人死为鬼,鬼与人有分别,鬼与神亦仍然有分别。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不能如此,则为一小人,其死则为鬼,不为神。惟有共同之心,则生为圣为神,通于天,而无死生之别。中国古人称之曰不朽。朽者在物在身,不在心。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皆指心言。

  人文之不朽依于自然之不灭。中国人亦言心气、性气、生气、魂气、神气。亦言天气、地气、山川之气。凡言气皆自然。又言才气,而不言德气。才亦人人俱有,见于外,属自然。德存于内,学养所成,属人文。韩愈言:"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西方人亦言性,而不言德。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神可有德,而鬼则无德。若其有德,则亦为神,不为鬼矣。

  人死而魂气无不之,生者之心则追念不已,而希其归来,故有招魂之礼。又设为神位,希其魂气之常主于此而不散。如生则魂气常主于身,今则以木代身,希魂气之常驻。至于躯体,则必朽腐,埋葬之而已。此为中国人重魂不重魄一证。但人死后是否有魂,此魂是否能归来常驻此木,此则有待人之信。西方宗教,信不求证。如上帝,如天堂,如灵魂,信其有,斯止矣。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种种反证,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论。则宗教与科学及生物进化论,可以显相分别,而不害其各有存在,各有发展。但中国则不然。必求和合,凡信必求证,所谓无证不信是也。则人死之有魂气存在,又于何证之。曰,皆信之吾心,无反证即可矣。以信在心,无反证,即心安而理得,故可信也。

  生人见鬼,东汉王充疑之。谓人有生死,衣服无生死,何以生人见鬼亦穿衣服。此之谓反证。但鬼是一具体,而魂气乃一抽象。具体可寻反证,抽象则不可求反证。魂兮来归,无反证可得,则可信之而心安矣。骨肉葬于土,恐有发掘,故设为坟墓,岁时祭拜,斯亦心安。祠堂神主,魂气所归,则可晨夕敬礼,其侍奉较之坟墓骨肉,殷勤尤远过之。

  西方之上帝乃一具体存在,中国之天则属抽象存在。具体必求证,而上帝之在人世,则无可证。故耶稣言,凯撒之事凯撒管,为其无可证,乃分上帝凯撒而二之。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乃凯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亦要管凯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然而既持刀,而人世战争不必尽能胜,则上帝神灵岂不有反证。耶回二教同一上帝,究竟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此亦无证,但亦可互作反证矣。

  

  西方人信上帝,又信有魔鬼。上帝具偌大神力,宜可使不再有魔鬼之存在。信有魔鬼,亦即信上帝一反证。西方人仅重其所信,乃不重信者。信者受魔鬼扰,则其灵魂受灾祸。得上帝保佑,而灾祸始免。中国人则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扰,则魔鬼亦无以扰之。魔鬼上帝之于己心,亦和合为一。而外力所在,有所不计。乃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惟尊一己之德性,置身之死生于度外者。

  中国既更重在信者之自身,则生平行事,果使问心无愧,纵不侍奉上帝,上帝亦不加罚。即如为臣事君,果使尽日祈祷,希君加赏,使遇明君,则决当斥之,不使在朝矣。中国人所重乃在己之道义,不计身外之功利。以农事为证,己之耕耘,必配合之于天时地理五谷之性。己之所能尽力者有限。故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惟求自尽己责。但业商者不如此想。其贸易谋利,乃是一种功利,非道义。功利则须仗不可知之外力,于是信仰其外在者,惟求于己有功有利。如上帝,能使己之灵魂死后上天堂。则其宗教信仰,亦属一种功利观。

  《尚书·太甲篇》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农夫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遇天时水旱,可以无患矣。是天作孽犹可违也。使己不负耕耘之责,则百亩之地,宁不荒芜,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商业民族则不如此想,贸易求利,其外在所遇不可知,此乃西方宗教信仰崇奉外力所由起。

  印度释迦所提倡之佛教,虽亦同是宗教,然与西方耶回二教有大不同处。一则释迦言涅槃,乃抽象辞,与耶回二教之上帝天堂为具体性者不同。二则释迦言尘世生老病死四苦,皆由生前作业来。生前作业,乃人类本身事,与耶回二教之信灵魂非人世现实者又不同。三则释迦乃以一皇太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得悟,又经修炼始成佛,与耶稣穆罕默德之自始即由上帝命其传教,初不经由其自身之特殊修炼者尤不同。信佛教,同经修炼,同得成佛。耶回二教,信者仅得灵魂上天堂,决不得同成为耶稣与穆罕默德,此又大不同。又佛教虽信者同得成佛,则依信者各自之修炼,又递有阶梯,如佛之下有菩萨,菩萨又分十地。耶回二教信徒则一律平等,同此祈祷,同此歌颂。仅任职教会者,有地位之不同。教皇乃经选举,已凯撒化。及其死,亦仅得灵魂上天堂而止。抑且诸佛乃在诸天上,即诸天亦来听佛法。耶回教中之上帝,则绝不来听耶稣与穆罕默德以及历代教主之传道。故耶回二教,乃于平等上有极大一不平等。佛教则于不平等上有绝大一平等。此皆其大不同处。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印度地居热带,生活易足,人心懒于工作,易于厌世。中国地居温带,以农立国,勤劳节俭,乃为生之本。故佛教主出世,而中国人则安于入世。此乃中印双方之大不同处。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此又中西双方之大不同处。

  和则生乐。中国人言"乐天知命",乐天即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天之所命于己者,此即为己之道。中国人言道,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大者为仁。曾子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道即人道,亦即天道。以为己任,则即为己之道。死而己之责任方尽,乃得休息。惟仍有后人,继续任此一大任。此为中国信仰之特殊处。

  人之生必归于死,此亦天命,人人易知。人之生必付以一番责任,此则非人人所知。天既付人以责,又必付人以能任此责之一番才能,中国人称此曰德。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此德亦称之曰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是也。然人具此德性,未必能发挥为才能,以善尽此责,则必待于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乃天命之性,而学则是为己之道。人必先学而后教。苟其不学,又何以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学而不教,斯亦可谓之不仁。但学在先,教在后,故宗教之在中国不盛,而惟学为盛。《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字即为一学字,此可证矣。故宗教信在外,而中国人则信在内,首当信己之能学。

  己之学,首要则在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也。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故中国人之教,乃教人立志为学,其所学则为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也。其道则曰为己之道,以达于人道,通于天道。其发端则在己之一心,其归极亦在己之一心。故若谓中国有教,其教当谓之心教。信者乃己之心,所信亦同此心。其实世界人类其他各宗教亦可谓同是一心教。欧洲人之心,在其各自之个人,本无心于斯世斯人,其所奉之教,乃犹太人耶稣所创立。耶稣已预为欧洲人留下一地位,曰:"凯撒事凯撒管。"但不仅耶稣上了十字架,直到近代之核子武器,皆属凯撒事,上帝不能管,此亦见欧洲人之心。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矣。

  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此亦阿拉伯人之心。离家兀坐山洞中,或大树下,此为印度人之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中国人之心。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国古人所创之人文大道,可以证之当前全世界之人类而信矣。

  近代中国人则惟西方是慕,然不热衷于其宗教,独倾心于其科学,此选择亦可谓妙得其宗矣。科技为今日国人所竞崇,先以赚人钱,最后必达于要人命。核子武器诚属科技之最尖端。果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幸不发生,而科技继续进展,则必有不上战场,核武器不待使用,而更有不见痕迹之新杀人利器之出现。如是则世界真有末日,而死者灵魂尽得上天堂,一切事尽由上帝管,更不由凯撒管,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耶稣之最先宗旨亦或可由此而达矣。我诚不胜其为灵魂界庆贺,但亦不胜为生命界悲悼矣。然果使人心能变,人同此心,孔子魂气依然流散天地间,则或有中国人所崇奉之心教之所想像之一境之出现。纵不在中国,或可出现于西方。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安知其必无此一可能。此其为中国信仰之最后希望乎?我日祷之,我日祷之。

  一神多神,又为近代国人衡评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标准。惟中国之多神,亦中国人心一表现。凡中国人所亲所敬,必尊以为神。如父母生我,乃及历代祖宗,皆尊以为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纵历数千年以上,中国人亦必尊以为神。士农工商四业,除商业外,孔子为至圣先师可不论,如稷为农神,夔为乐神,其他百工尊以为神者难缕举。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亲。敬而不亲,于心有憾。亲而不敬,于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为神。敬之与亲有间,则礼生焉。礼者,体也。天地万物,实与心为一体。而此体之本,则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而中庸则谓之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于我心而见其真实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然非礼亦无以见仁,犹之无躯体亦无以生魂气。故中国人言天必言地,苟非有地,则亦不见有天之存在。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夫子之自言则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之文章亦惟子贡之徒乃始得闻。故中国人之教,以心之亲为先,以心之敬为后。知其亲,仁也。知其敬,则为智。而教亲教敬,则重在行。行之真实不虚,则礼是矣。礼不仅在人与人之交往,又必遍及于凡可亲而敬者。故在家有灶神,乡村有土地神,城区有城隍神。名山大川,所至有神。远之有太阳神、月神、北斗星神。吾生四围,凡所接触,多所敬,多所亲,遂多尊以为神。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则心与神为一。通天人,合内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礼。则天地亦只是一篇大文章,故中国人之教亦称文教,又称礼教,则多神又何鄙夷之有。

  中国人又常神圣连言。圣言其德,神言其能。如谓神工神能是也。工能见于外,而德则存之内。然苟使无德,又何来此工能。西方人重能不重德,凡神皆以其工能言,而不称其德。近代国人则以己所尊崇之德,转以奉之西方。如耶稣诞称圣诞,新旧约称圣经。其他凡耶教中一切皆称圣,如称圣约翰圣彼得神圣罗马帝国等是矣。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传递火把,亦称圣火。但中国观念神在外,圣在内,惟通天人一内外,乃以神圣连称。如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纵亦言天地之大德,终不言圣天圣地,亦不言天圣地圣。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即在此。人有圣德,而可上通于神,则在其魂气,不在其躯魄。故中国人之于政治领袖,亦只希其为圣,断不以神望之。至如父母,则不必尽为圣,所谓父子不责善是也。而亲之更胜于天地。亲之,斯亦敬之矣。父母可与天地同敬,而君王天子则决不能与父母同亲。至于师,则可敬亦可亲,所谓心丧三年,则师之由敬得亲,而其亲乃可等于父母。君虽当敬,但亲不如师。犹之地之可亲,亦胜于天。此其当亲当敬,可亲可敬,岂非皆一本于己心。故中国之教亦称名教。天地君亲师,皆于其一体中分别所立之名。惟此体则本之一心。而此心则即古人之所谓魂气也。由是言之,故惟孔子魂气不散,宜为吾国人惟一之信仰所在矣。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

  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

  中国文化最重教育,即政治亦教育化,周公之制礼作乐是也。周公用之于政治,孔子播之于社会,儒家精神乃以教育为主。为儒则必为师,尊师重道,又为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所在。

  中国人之教,为师者必为其弟子留下地步。中国人之政,在上者亦必为在下者留地步。君臣相处有礼,庶可乐。礼之流衍,有各种制度。一切限制与度数,皆为对方留地步,与掌握权力以把持其下之意义大不同。

  礼者,于分别中见和合,于上下间见平等,而犹贵于死生人鬼之间得其通。周祚启于武王,但上推文王,又必上推后稷,以见大业之由来。故有宗庙之祭,乃教为君者勿存自尊自贵之心。先有列祖列宗,传递此业,又其上则有天。天人相通,先后相承,岂任一人所能独擅此大业。然则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其原始尚远在周公之前,而传递则直达于近世。故亦可谓中国有宗教,而无教主。为之主者,即天,即上帝,即列祖列宗。其教直达于吾心,使吾心能上通于列祖列宗,以达于天,达于上帝,斯此大业乃可保持而弗失。非我能保持之,乃吾之列祖列宗得天与上帝之同意而始获保持之。

  天子宗庙之祭,列国诸侯皆来陪祭。诸侯亦各有国,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在其列祖列宗。故诸侯之归其国,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亩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礼,固已下达于天下。礼不下庶人,非指此。此之谓宗法社会。

  人之对其祖宗死者有礼,人与人相处亦有礼。父子兄弟夫妇相处,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君臣朋友相处,亦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故五伦之间亦各有礼。礼者,体也。有礼则相互各有地位而共成为一体。父子相与即一体,慈孝主在心,见之行事即成礼。夫妇亦然,其他诸伦莫不然。

  中国人所信在天,在上帝,在各自之祖宗。其所奉行,在各自当身人与人之间。而天帝祖宗,亦必为当世人群留地步,如是信,如是行,由此乃有人道。人道由天道来,亦由鬼道神道来。鬼亦人也,虽已死,而有其不死者仍留在人间。故此世界乃人鬼合一之世界。鬼世界即融合于人世界中,其主要乃在人之一心。身必有死,心可不死。此心寄在己之一身,亦寄在父子夫妇五伦大群间,并可寄在前世及后世之人间。周公孔子之心,即上承其前世人心来,亦仍寄在后世之人心。

  孔子继周公而起,即周公之心以为心。孔子之心与周公之心相通,故时梦见周公。此心孔子称之曰仁。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继周公,即敬周公之心。故周孔之教,亦可谓之心教。周公礼乐,主要使用在政治。孔子仁道之教,则推广以及于全社会全人群。周公孔子非为宗教主,而后代中国人信奉周公孔子,至少当不下于佛教之信奉释迦,耶教之信奉耶稣。

  在朝当政,则当信奉周公以为政。在野不当政而当教,则当信奉孔子以为教。中国儒家毕生所志即在此。政教对象在于外,而治之教之之大任,则归本于己之一心。其他民族之宗教,其所信,皆在外。中国宗教,则既信外,亦信内,而毋宁所信于内者当更重。其他宗教,莫不教其信者奉献其身于所信。而中国人之教,而教其修养所信于己身己心,而加以表现加以发扬,不啻教人各以释迦耶稣自任。此则其大异处。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渡亡魂,僧侣亦乐为之。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此心此道,则以己为之主,故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人世界即可为佛世界,实即人世界即可为圣贤太平世界。此又中国人生理想之所在。

  每一宗教各奉一教主,耶回两教皆然。佛教分大乘小乘。释迦最先所说或仅属小乘,此后异说宗派纷起,遂有大乘。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乘佛学己趋哲学化。但说法日分,则教主被信奉之地位亦日降。佛教在印度,终于衰落,亦此之故。其来中国,则惟传大乘,宗派更日增,而益见佛教之盛。此亦中国民族性情使然。

  中国先秦有诸子百家,一师授教,学者称弟子,其教称为家言。家言亦有分歧,儒分为八,墨分为三。此如子孙分家,但共戴一祖。祖下又分宗。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此乃中国之宗法精神。中国僧侣又为佛法判教,各宗各派尽认为释迦之说,但有先后之别。判法各不同,然仍同为一教,则不啻合西方之宗教与哲学而一之矣。此诚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凡宗教,必为天下古今全人类立教,不为俗世一时一地一事立教。故成为一宗教,皆主出世。中国人则主要为俗世人立教,曰夫妇,曰父子,曰家国天下,斯亦古今人类共同皆然。惟中国之教更重在各自一己之奉行,孔子谓之为己之学。故中国人学尤重于教。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称愿,则是学者之自由。孔子已逝世,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求之己心,即得先圣人之教矣,故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此则教者与学者相平等,而吃紧则更在学者。孟子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此因尊师重道,孔子始立教,故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而自孔子以下,再不尊奉人为圣。颜子孟子皆称亚圣,则孔子不啻为中国人之教主矣。实则人人胥学,斯人人胥可为。故周濂溪曰:"士希贤,贤希圣。"佛教中国化,亦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皆在一己,此即独立义。其为教,则主在淑世,此即博爱义。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言自由平等独立博爱,实则中国人之为教为学,已尽此四者而有之。

  孟子又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西方哲学探求真善美,皆在外。如孟子言,则真善美三者同在己之一身一心,无待外求。则中国之教与学,已并西方之哲学与宗教而一之。而在中国,则无宗教,无哲学,此诚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商量,当涵养,不惮邃密深沉以求之。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同此性,即同具一天。耶教言天堂,与尘世别。中国人观念,天堂即在尘世,同在人之心。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即人人已同得为一真实之信徒矣。修道之谓教,则如孔子。孔子无常师,又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三人中,一人即己,其他两人或有善或有不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人尽吾师也。何以知其善不善,则比较同行之二人而即见,故曰三人行。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已。孟子谓"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若就宗教言,岂不先有信徒,始有教主。为教主者,乃学于信徒以为教。濂溪言"圣希天",实则天已散在各人身上,各人心中,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惟必以一己好学之心为之主,故《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唐以前中国人皆同尊周公孔子,则献身政治终为人生一大事。惟政教合,故孔子与周公同尊。及宋以后,乃改周孔为孔孟,又增以大学中庸定为四书,为人人所必读,其重要似犹过于五经。则教尤尚于政,学尤尚于仕。不必出身为仕,而人生大道亦可尽于己之一身。但终不谓凯撒事凯撒管,政治仍在此人生大道中。如信佛教,亦可不出家,为一居士。此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处。故中国人能信佛教,同时又能信回教耶教,而和平相处无冲突。庄老之徒,其后亦创为一道教。儒家则终不成为一教,更见为广大而高明矣。

  中国民俗又有土地城隍,及其他诸鬼神之奉祠,并及于妖精百怪。此皆非道非释,不成为教。在上者或斥以为淫祠,但亦不严加废禁。亦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不仅合天人,又合大地山川,并及宇宙万物而为一。要之,则主在人之一心。能慈能孝能忠能信,则随其宜而并容之。今国人则必斥之谓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但就文学论,则此等亦有可为文学题材者。即如清初聊斋志异,乃民间一流传甚广之文学作品。以文学眼光视之,亦终不宜尽斥为迷信。故为中国社会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等亦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鳞一爪,不当摈弃不述。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孔子于鬼神,非信非不信。宗庙社稷,以至祖先祠堂,祭拜之礼,特以教敬,斯已矣。敬则仍在己之一心,务使己心能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不知分,则信与不信亦难定。又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四者,西方文学,一切小说戏剧多好言之。西方宗教则惟上帝一神,与文学中言神有别。今人谓西方宗教乃一神论,实亦可谓之无神论。中国古诗三百首,以及离骚楚辞,皆言神,但与西方文学中之神不同,以其与怪、力、乱不同。故若谓中国有宗教,乃多神教,而孔子亦近神。汉赋及乐府,下至诗词散文,以及小说传奇,虽亦间有怪、力、乱,然皆非言怪、力、乱,乃别有所指。如水浒传乃以忠义为言,非倡乱。金瓶梅则及于乱矣,非乱于上,乃乱于下,非乱于国,乃乱于家,斯尤乱之甚者。然金瓶梅终为禁书,不得流传。聊斋志异言怪,亦非言怪。凡中国文学中言神,则莫不涵敬意。此见全部中国文学虽言怪、力、乱、神,亦无大违于孔子之教。近代国人乃以西方文学为宗,提倡新文学,怪、力、乱皆不排斥。而金瓶梅则以新文学观念再获提倡研究。亦有人言,提倡新文学势必达于非孔反孔,此亦一例矣。

  又如平剧中有《白蛇传》一剧,白蛇为怪为乱,而法海则为神为力,双方斗法,白蛇负,被幽雷峰塔下。白蛇夫许仙官,乃一极平常人。然剧中表演,毋宁同情许仙官与白蛇精,而于法海之神通广大则转少赞赏。尤其是祭塔一幕,白蛇与其子相晤,唱辞哀怨,可使闻者泣下。夫妇母子,人伦大道,剧中寓意,亦不失中国文化大传统。惟偏在怪、力、乱、神方面,乃终成为一小说一戏剧,终非中国文学之正统。

  今再言孔子何以不语怪、力、乱、神。姑再举一小例。余幼时亲见乡间有招魂术,一村妇口念咒语,能招亡魂附体发言。其言非亡魂亲人绝不知,而此村妇能言之。此术遍布中国全社会。类此术者尚多,今不缕举。凡此皆属神而怪。今国人尽斥此等为迷信,又谓其是一种低级信仰。中国人言魂魄,魄附体以俱灭,魂气则无不之,如孔子之魂气,岂不仍流布存在于今日之中国。村妇招魂及其他怪术,实皆有关魂气方面。若认此即为中国之宗教,则中国宗教中实涵有极多科学成分。即须有此下一种新科学加以深究与详阐,不得以西方科学所无,即尽斥之为不科学。但非积长时期多数人之研寻,不易遽得定论。孔子则志在人道,志在教人心能有信,能有敬,求之内,不求之外,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并其言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

  后起如道家阴阳家,多言自然,言宇宙万物,遂多转入人间迷信。傥能深究,实皆有关科学。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史,乃谓中国科学源于道家。惟孔孟儒家则所重不在此。中国文化大体系偏重儒家一途,自然科学乃不能如西方之畅盛发展。若以为此乃中国文化之所短,实亦即中国文化之所长。盖中国亦自有科学,自有发展,特其途向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体系之相异处。

  孔子所常语者为礼,礼中必有鬼神,又所尊奉。惟礼非为鬼神而有,乃为己心而有,故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者,体也。主于中属于内者为心,见于外则为体。故礼必随时随地随事而变。心则一,无变。然必合内外乃成体,乃为一,而必多变,而变必归于一。故孔子之教,可谓之礼教。中国之政治,亦可谓之礼治。即中国之文学,亦必有礼之意义存其间。礼即此人文大体。亦可谓凡属宗教皆即礼,乃于人文之礼中求别创一礼,故宗教遂成为文化中之另一体。中国之礼,皆大通合一,故中国宗教,亦同在此文化大体系中,而可不别成为一体。

  中国有吉、凶、军、宾、嘉五礼,治军亦一礼,故亦无力乱可言。若如今世西方之有核子武器与太空飞行,以中国观念言,则怪而进于神矣。其神为可尊乎?不可尊乎?要之,已不在礼中。礼必有常,又必合内外以成体。核子武器乃分裂敌我,显为二,不为一,又不可常。故治军果有礼,核子武器绝不在其内。周孔之言礼,亦可谓其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非文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其他民族之文化来相绳纠,则宜见其为无一而有当。

  西方文化乃求合诸体以成体,而此诸体则皆各求发展,不易合成为一体。中国文化则从一体中演出此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之诸项,凡此诸项,皆不得各自完成为一体,此其异。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西方教会组织实亦是一种法,一种力。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

  今再由教而言学。西方学校亦尚组织,有系统。每一人由小学中学至大学,分科受教,其所师,当在百人上下。故西方人无尊师重道观,惟求自创造,自发明,自为一专家。中国有私塾,有书院,皆一人掌其教。故来学者必知尊师。其自居则为门人,为弟子。故西方宗教有教主,而学校之教则无主。中国则无宗教,而教必有主,有师道。天地君亲师,师居其一。亦可谓西方乃有教而无师,中国则凡教必有师,斯又一异。

  中国人崇尚人性,性亦可流为不德,而德则必从性中来。艺术亦必本之性。西方人言真善美,皆从外面着眼。中国人则一返之己性。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属真理,好成道德,乐则艺术。若就此意言,科学在人生中,必进而为道德,尤进乃为艺术。此为中国人观念。西方宗教主原始罪恶论,善德则一归之天,但人为不善亦本之性,则其于道德既不好之,亦不乐之矣。宗教信仰乃是一种畏天命,非知天命。既不知之,又何好何乐。自中国人言之,则亦一种功利观而已。故西方宗教乃分天与人为二。世界必有末日,科学乃求以反天,人凭其知识技能来利用天,征服天。中国人之道德艺术则通天人,合内外,而自人性人情人心为出发点。东西文化分别,可谓主要正在此。

  原载《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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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中国宗教

  文 / 钱穆

  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此一问题,深值研寻,加以阐扬。

  宗教重信,中国人亦重信。如孝、弟、忠、信,五常之仁、义、礼、智、信。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与所信,分别为二。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与所信和合为一。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内。所谓"通天人,一内外"者,主要即在此。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圣人即是一神。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圣人之更高境界,即当为一天人,即神人。圣之与天与神,亦和合为一,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

  中国人亦非不信有灵魂。古人言魂魄,魂指心之灵,魂指体之能。又言人之死,骨肉腐于土,魂气则无不之。则魂魄虽和合为一,亦可分别为二。魄附于身,魂在心,乃可流散于外,有不与其躯体以俱尽者。其实躯体腐烂,亦化为气,同一流散。惟中国人之视心身则有别,即视魂魄有别,亦即视神物有别。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虽有分别,仍浑然和合为一体。西方人天与人别,内与外别,仅主分别,不复和合。但谓中国人有和合,不再有分别,则亦失之。

  人死为鬼,鬼与人有分别,鬼与神亦仍然有分别。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不能如此,则为一小人,其死则为鬼,不为神。惟有共同之心,则生为圣为神,通于天,而无死生之别。中国古人称之曰不朽。朽者在物在身,不在心。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皆指心言。

  人文之不朽依于自然之不灭。中国人亦言心气、性气、生气、魂气、神气。亦言天气、地气、山川之气。凡言气皆自然。又言才气,而不言德气。才亦人人俱有,见于外,属自然。德存于内,学养所成,属人文。韩愈言:"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西方人亦言性,而不言德。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神可有德,而鬼则无德。若其有德,则亦为神,不为鬼矣。

  人死而魂气无不之,生者之心则追念不已,而希其归来,故有招魂之礼。又设为神位,希其魂气之常主于此而不散。如生则魂气常主于身,今则以木代身,希魂气之常驻。至于躯体,则必朽腐,埋葬之而已。此为中国人重魂不重魄一证。但人死后是否有魂,此魂是否能归来常驻此木,此则有待人之信。西方宗教,信不求证。如上帝,如天堂,如灵魂,信其有,斯止矣。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种种反证,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论。则宗教与科学及生物进化论,可以显相分别,而不害其各有存在,各有发展。但中国则不然。必求和合,凡信必求证,所谓无证不信是也。则人死之有魂气存在,又于何证之。曰,皆信之吾心,无反证即可矣。以信在心,无反证,即心安而理得,故可信也。

  生人见鬼,东汉王充疑之。谓人有生死,衣服无生死,何以生人见鬼亦穿衣服。此之谓反证。但鬼是一具体,而魂气乃一抽象。具体可寻反证,抽象则不可求反证。魂兮来归,无反证可得,则可信之而心安矣。骨肉葬于土,恐有发掘,故设为坟墓,岁时祭拜,斯亦心安。祠堂神主,魂气所归,则可晨夕敬礼,其侍奉较之坟墓骨肉,殷勤尤远过之。

  西方之上帝乃一具体存在,中国之天则属抽象存在。具体必求证,而上帝之在人世,则无可证。故耶稣言,凯撒之事凯撒管,为其无可证,乃分上帝凯撒而二之。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乃凯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亦要管凯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然而既持刀,而人世战争不必尽能胜,则上帝神灵岂不有反证。耶回二教同一上帝,究竟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此亦无证,但亦可互作反证矣。

  

  西方人信上帝,又信有魔鬼。上帝具偌大神力,宜可使不再有魔鬼之存在。信有魔鬼,亦即信上帝一反证。西方人仅重其所信,乃不重信者。信者受魔鬼扰,则其灵魂受灾祸。得上帝保佑,而灾祸始免。中国人则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扰,则魔鬼亦无以扰之。魔鬼上帝之于己心,亦和合为一。而外力所在,有所不计。乃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惟尊一己之德性,置身之死生于度外者。

  中国既更重在信者之自身,则生平行事,果使问心无愧,纵不侍奉上帝,上帝亦不加罚。即如为臣事君,果使尽日祈祷,希君加赏,使遇明君,则决当斥之,不使在朝矣。中国人所重乃在己之道义,不计身外之功利。以农事为证,己之耕耘,必配合之于天时地理五谷之性。己之所能尽力者有限。故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惟求自尽己责。但业商者不如此想。其贸易谋利,乃是一种功利,非道义。功利则须仗不可知之外力,于是信仰其外在者,惟求于己有功有利。如上帝,能使己之灵魂死后上天堂。则其宗教信仰,亦属一种功利观。

  《尚书·太甲篇》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农夫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遇天时水旱,可以无患矣。是天作孽犹可违也。使己不负耕耘之责,则百亩之地,宁不荒芜,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商业民族则不如此想,贸易求利,其外在所遇不可知,此乃西方宗教信仰崇奉外力所由起。

  印度释迦所提倡之佛教,虽亦同是宗教,然与西方耶回二教有大不同处。一则释迦言涅槃,乃抽象辞,与耶回二教之上帝天堂为具体性者不同。二则释迦言尘世生老病死四苦,皆由生前作业来。生前作业,乃人类本身事,与耶回二教之信灵魂非人世现实者又不同。三则释迦乃以一皇太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得悟,又经修炼始成佛,与耶稣穆罕默德之自始即由上帝命其传教,初不经由其自身之特殊修炼者尤不同。信佛教,同经修炼,同得成佛。耶回二教,信者仅得灵魂上天堂,决不得同成为耶稣与穆罕默德,此又大不同。又佛教虽信者同得成佛,则依信者各自之修炼,又递有阶梯,如佛之下有菩萨,菩萨又分十地。耶回二教信徒则一律平等,同此祈祷,同此歌颂。仅任职教会者,有地位之不同。教皇乃经选举,已凯撒化。及其死,亦仅得灵魂上天堂而止。抑且诸佛乃在诸天上,即诸天亦来听佛法。耶回教中之上帝,则绝不来听耶稣与穆罕默德以及历代教主之传道。故耶回二教,乃于平等上有极大一不平等。佛教则于不平等上有绝大一平等。此皆其大不同处。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印度地居热带,生活易足,人心懒于工作,易于厌世。中国地居温带,以农立国,勤劳节俭,乃为生之本。故佛教主出世,而中国人则安于入世。此乃中印双方之大不同处。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此又中西双方之大不同处。

  和则生乐。中国人言"乐天知命",乐天即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天之所命于己者,此即为己之道。中国人言道,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大者为仁。曾子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道即人道,亦即天道。以为己任,则即为己之道。死而己之责任方尽,乃得休息。惟仍有后人,继续任此一大任。此为中国信仰之特殊处。

  人之生必归于死,此亦天命,人人易知。人之生必付以一番责任,此则非人人所知。天既付人以责,又必付人以能任此责之一番才能,中国人称此曰德。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此德亦称之曰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是也。然人具此德性,未必能发挥为才能,以善尽此责,则必待于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乃天命之性,而学则是为己之道。人必先学而后教。苟其不学,又何以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学而不教,斯亦可谓之不仁。但学在先,教在后,故宗教之在中国不盛,而惟学为盛。《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字即为一学字,此可证矣。故宗教信在外,而中国人则信在内,首当信己之能学。

  己之学,首要则在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也。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故中国人之教,乃教人立志为学,其所学则为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也。其道则曰为己之道,以达于人道,通于天道。其发端则在己之一心,其归极亦在己之一心。故若谓中国有教,其教当谓之心教。信者乃己之心,所信亦同此心。其实世界人类其他各宗教亦可谓同是一心教。欧洲人之心,在其各自之个人,本无心于斯世斯人,其所奉之教,乃犹太人耶稣所创立。耶稣已预为欧洲人留下一地位,曰:"凯撒事凯撒管。"但不仅耶稣上了十字架,直到近代之核子武器,皆属凯撒事,上帝不能管,此亦见欧洲人之心。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矣。

  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此亦阿拉伯人之心。离家兀坐山洞中,或大树下,此为印度人之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中国人之心。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国古人所创之人文大道,可以证之当前全世界之人类而信矣。

  近代中国人则惟西方是慕,然不热衷于其宗教,独倾心于其科学,此选择亦可谓妙得其宗矣。科技为今日国人所竞崇,先以赚人钱,最后必达于要人命。核子武器诚属科技之最尖端。果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幸不发生,而科技继续进展,则必有不上战场,核武器不待使用,而更有不见痕迹之新杀人利器之出现。如是则世界真有末日,而死者灵魂尽得上天堂,一切事尽由上帝管,更不由凯撒管,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耶稣之最先宗旨亦或可由此而达矣。我诚不胜其为灵魂界庆贺,但亦不胜为生命界悲悼矣。然果使人心能变,人同此心,孔子魂气依然流散天地间,则或有中国人所崇奉之心教之所想像之一境之出现。纵不在中国,或可出现于西方。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安知其必无此一可能。此其为中国信仰之最后希望乎?我日祷之,我日祷之。

  一神多神,又为近代国人衡评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标准。惟中国之多神,亦中国人心一表现。凡中国人所亲所敬,必尊以为神。如父母生我,乃及历代祖宗,皆尊以为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纵历数千年以上,中国人亦必尊以为神。士农工商四业,除商业外,孔子为至圣先师可不论,如稷为农神,夔为乐神,其他百工尊以为神者难缕举。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亲。敬而不亲,于心有憾。亲而不敬,于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为神。敬之与亲有间,则礼生焉。礼者,体也。天地万物,实与心为一体。而此体之本,则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而中庸则谓之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于我心而见其真实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然非礼亦无以见仁,犹之无躯体亦无以生魂气。故中国人言天必言地,苟非有地,则亦不见有天之存在。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夫子之自言则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之文章亦惟子贡之徒乃始得闻。故中国人之教,以心之亲为先,以心之敬为后。知其亲,仁也。知其敬,则为智。而教亲教敬,则重在行。行之真实不虚,则礼是矣。礼不仅在人与人之交往,又必遍及于凡可亲而敬者。故在家有灶神,乡村有土地神,城区有城隍神。名山大川,所至有神。远之有太阳神、月神、北斗星神。吾生四围,凡所接触,多所敬,多所亲,遂多尊以为神。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则心与神为一。通天人,合内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礼。则天地亦只是一篇大文章,故中国人之教亦称文教,又称礼教,则多神又何鄙夷之有。

  中国人又常神圣连言。圣言其德,神言其能。如谓神工神能是也。工能见于外,而德则存之内。然苟使无德,又何来此工能。西方人重能不重德,凡神皆以其工能言,而不称其德。近代国人则以己所尊崇之德,转以奉之西方。如耶稣诞称圣诞,新旧约称圣经。其他凡耶教中一切皆称圣,如称圣约翰圣彼得神圣罗马帝国等是矣。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传递火把,亦称圣火。但中国观念神在外,圣在内,惟通天人一内外,乃以神圣连称。如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纵亦言天地之大德,终不言圣天圣地,亦不言天圣地圣。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即在此。人有圣德,而可上通于神,则在其魂气,不在其躯魄。故中国人之于政治领袖,亦只希其为圣,断不以神望之。至如父母,则不必尽为圣,所谓父子不责善是也。而亲之更胜于天地。亲之,斯亦敬之矣。父母可与天地同敬,而君王天子则决不能与父母同亲。至于师,则可敬亦可亲,所谓心丧三年,则师之由敬得亲,而其亲乃可等于父母。君虽当敬,但亲不如师。犹之地之可亲,亦胜于天。此其当亲当敬,可亲可敬,岂非皆一本于己心。故中国之教亦称名教。天地君亲师,皆于其一体中分别所立之名。惟此体则本之一心。而此心则即古人之所谓魂气也。由是言之,故惟孔子魂气不散,宜为吾国人惟一之信仰所在矣。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

  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

  中国文化最重教育,即政治亦教育化,周公之制礼作乐是也。周公用之于政治,孔子播之于社会,儒家精神乃以教育为主。为儒则必为师,尊师重道,又为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所在。

  中国人之教,为师者必为其弟子留下地步。中国人之政,在上者亦必为在下者留地步。君臣相处有礼,庶可乐。礼之流衍,有各种制度。一切限制与度数,皆为对方留地步,与掌握权力以把持其下之意义大不同。

  礼者,于分别中见和合,于上下间见平等,而犹贵于死生人鬼之间得其通。周祚启于武王,但上推文王,又必上推后稷,以见大业之由来。故有宗庙之祭,乃教为君者勿存自尊自贵之心。先有列祖列宗,传递此业,又其上则有天。天人相通,先后相承,岂任一人所能独擅此大业。然则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其原始尚远在周公之前,而传递则直达于近世。故亦可谓中国有宗教,而无教主。为之主者,即天,即上帝,即列祖列宗。其教直达于吾心,使吾心能上通于列祖列宗,以达于天,达于上帝,斯此大业乃可保持而弗失。非我能保持之,乃吾之列祖列宗得天与上帝之同意而始获保持之。

  天子宗庙之祭,列国诸侯皆来陪祭。诸侯亦各有国,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在其列祖列宗。故诸侯之归其国,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亩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礼,固已下达于天下。礼不下庶人,非指此。此之谓宗法社会。

  人之对其祖宗死者有礼,人与人相处亦有礼。父子兄弟夫妇相处,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君臣朋友相处,亦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故五伦之间亦各有礼。礼者,体也。有礼则相互各有地位而共成为一体。父子相与即一体,慈孝主在心,见之行事即成礼。夫妇亦然,其他诸伦莫不然。

  中国人所信在天,在上帝,在各自之祖宗。其所奉行,在各自当身人与人之间。而天帝祖宗,亦必为当世人群留地步,如是信,如是行,由此乃有人道。人道由天道来,亦由鬼道神道来。鬼亦人也,虽已死,而有其不死者仍留在人间。故此世界乃人鬼合一之世界。鬼世界即融合于人世界中,其主要乃在人之一心。身必有死,心可不死。此心寄在己之一身,亦寄在父子夫妇五伦大群间,并可寄在前世及后世之人间。周公孔子之心,即上承其前世人心来,亦仍寄在后世之人心。

  孔子继周公而起,即周公之心以为心。孔子之心与周公之心相通,故时梦见周公。此心孔子称之曰仁。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继周公,即敬周公之心。故周孔之教,亦可谓之心教。周公礼乐,主要使用在政治。孔子仁道之教,则推广以及于全社会全人群。周公孔子非为宗教主,而后代中国人信奉周公孔子,至少当不下于佛教之信奉释迦,耶教之信奉耶稣。

  在朝当政,则当信奉周公以为政。在野不当政而当教,则当信奉孔子以为教。中国儒家毕生所志即在此。政教对象在于外,而治之教之之大任,则归本于己之一心。其他民族之宗教,其所信,皆在外。中国宗教,则既信外,亦信内,而毋宁所信于内者当更重。其他宗教,莫不教其信者奉献其身于所信。而中国人之教,而教其修养所信于己身己心,而加以表现加以发扬,不啻教人各以释迦耶稣自任。此则其大异处。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渡亡魂,僧侣亦乐为之。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此心此道,则以己为之主,故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人世界即可为佛世界,实即人世界即可为圣贤太平世界。此又中国人生理想之所在。

  每一宗教各奉一教主,耶回两教皆然。佛教分大乘小乘。释迦最先所说或仅属小乘,此后异说宗派纷起,遂有大乘。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乘佛学己趋哲学化。但说法日分,则教主被信奉之地位亦日降。佛教在印度,终于衰落,亦此之故。其来中国,则惟传大乘,宗派更日增,而益见佛教之盛。此亦中国民族性情使然。

  中国先秦有诸子百家,一师授教,学者称弟子,其教称为家言。家言亦有分歧,儒分为八,墨分为三。此如子孙分家,但共戴一祖。祖下又分宗。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此乃中国之宗法精神。中国僧侣又为佛法判教,各宗各派尽认为释迦之说,但有先后之别。判法各不同,然仍同为一教,则不啻合西方之宗教与哲学而一之矣。此诚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凡宗教,必为天下古今全人类立教,不为俗世一时一地一事立教。故成为一宗教,皆主出世。中国人则主要为俗世人立教,曰夫妇,曰父子,曰家国天下,斯亦古今人类共同皆然。惟中国之教更重在各自一己之奉行,孔子谓之为己之学。故中国人学尤重于教。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称愿,则是学者之自由。孔子已逝世,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求之己心,即得先圣人之教矣,故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此则教者与学者相平等,而吃紧则更在学者。孟子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此因尊师重道,孔子始立教,故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而自孔子以下,再不尊奉人为圣。颜子孟子皆称亚圣,则孔子不啻为中国人之教主矣。实则人人胥学,斯人人胥可为。故周濂溪曰:"士希贤,贤希圣。"佛教中国化,亦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皆在一己,此即独立义。其为教,则主在淑世,此即博爱义。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言自由平等独立博爱,实则中国人之为教为学,已尽此四者而有之。

  孟子又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西方哲学探求真善美,皆在外。如孟子言,则真善美三者同在己之一身一心,无待外求。则中国之教与学,已并西方之哲学与宗教而一之。而在中国,则无宗教,无哲学,此诚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商量,当涵养,不惮邃密深沉以求之。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同此性,即同具一天。耶教言天堂,与尘世别。中国人观念,天堂即在尘世,同在人之心。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即人人已同得为一真实之信徒矣。修道之谓教,则如孔子。孔子无常师,又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三人中,一人即己,其他两人或有善或有不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人尽吾师也。何以知其善不善,则比较同行之二人而即见,故曰三人行。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已。孟子谓"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若就宗教言,岂不先有信徒,始有教主。为教主者,乃学于信徒以为教。濂溪言"圣希天",实则天已散在各人身上,各人心中,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惟必以一己好学之心为之主,故《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唐以前中国人皆同尊周公孔子,则献身政治终为人生一大事。惟政教合,故孔子与周公同尊。及宋以后,乃改周孔为孔孟,又增以大学中庸定为四书,为人人所必读,其重要似犹过于五经。则教尤尚于政,学尤尚于仕。不必出身为仕,而人生大道亦可尽于己之一身。但终不谓凯撒事凯撒管,政治仍在此人生大道中。如信佛教,亦可不出家,为一居士。此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处。故中国人能信佛教,同时又能信回教耶教,而和平相处无冲突。庄老之徒,其后亦创为一道教。儒家则终不成为一教,更见为广大而高明矣。

  中国民俗又有土地城隍,及其他诸鬼神之奉祠,并及于妖精百怪。此皆非道非释,不成为教。在上者或斥以为淫祠,但亦不严加废禁。亦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不仅合天人,又合大地山川,并及宇宙万物而为一。要之,则主在人之一心。能慈能孝能忠能信,则随其宜而并容之。今国人则必斥之谓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但就文学论,则此等亦有可为文学题材者。即如清初聊斋志异,乃民间一流传甚广之文学作品。以文学眼光视之,亦终不宜尽斥为迷信。故为中国社会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等亦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鳞一爪,不当摈弃不述。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孔子于鬼神,非信非不信。宗庙社稷,以至祖先祠堂,祭拜之礼,特以教敬,斯已矣。敬则仍在己之一心,务使己心能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不知分,则信与不信亦难定。又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四者,西方文学,一切小说戏剧多好言之。西方宗教则惟上帝一神,与文学中言神有别。今人谓西方宗教乃一神论,实亦可谓之无神论。中国古诗三百首,以及离骚楚辞,皆言神,但与西方文学中之神不同,以其与怪、力、乱不同。故若谓中国有宗教,乃多神教,而孔子亦近神。汉赋及乐府,下至诗词散文,以及小说传奇,虽亦间有怪、力、乱,然皆非言怪、力、乱,乃别有所指。如水浒传乃以忠义为言,非倡乱。金瓶梅则及于乱矣,非乱于上,乃乱于下,非乱于国,乃乱于家,斯尤乱之甚者。然金瓶梅终为禁书,不得流传。聊斋志异言怪,亦非言怪。凡中国文学中言神,则莫不涵敬意。此见全部中国文学虽言怪、力、乱、神,亦无大违于孔子之教。近代国人乃以西方文学为宗,提倡新文学,怪、力、乱皆不排斥。而金瓶梅则以新文学观念再获提倡研究。亦有人言,提倡新文学势必达于非孔反孔,此亦一例矣。

  又如平剧中有《白蛇传》一剧,白蛇为怪为乱,而法海则为神为力,双方斗法,白蛇负,被幽雷峰塔下。白蛇夫许仙官,乃一极平常人。然剧中表演,毋宁同情许仙官与白蛇精,而于法海之神通广大则转少赞赏。尤其是祭塔一幕,白蛇与其子相晤,唱辞哀怨,可使闻者泣下。夫妇母子,人伦大道,剧中寓意,亦不失中国文化大传统。惟偏在怪、力、乱、神方面,乃终成为一小说一戏剧,终非中国文学之正统。

  今再言孔子何以不语怪、力、乱、神。姑再举一小例。余幼时亲见乡间有招魂术,一村妇口念咒语,能招亡魂附体发言。其言非亡魂亲人绝不知,而此村妇能言之。此术遍布中国全社会。类此术者尚多,今不缕举。凡此皆属神而怪。今国人尽斥此等为迷信,又谓其是一种低级信仰。中国人言魂魄,魄附体以俱灭,魂气则无不之,如孔子之魂气,岂不仍流布存在于今日之中国。村妇招魂及其他怪术,实皆有关魂气方面。若认此即为中国之宗教,则中国宗教中实涵有极多科学成分。即须有此下一种新科学加以深究与详阐,不得以西方科学所无,即尽斥之为不科学。但非积长时期多数人之研寻,不易遽得定论。孔子则志在人道,志在教人心能有信,能有敬,求之内,不求之外,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并其言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

  后起如道家阴阳家,多言自然,言宇宙万物,遂多转入人间迷信。傥能深究,实皆有关科学。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史,乃谓中国科学源于道家。惟孔孟儒家则所重不在此。中国文化大体系偏重儒家一途,自然科学乃不能如西方之畅盛发展。若以为此乃中国文化之所短,实亦即中国文化之所长。盖中国亦自有科学,自有发展,特其途向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体系之相异处。

  孔子所常语者为礼,礼中必有鬼神,又所尊奉。惟礼非为鬼神而有,乃为己心而有,故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者,体也。主于中属于内者为心,见于外则为体。故礼必随时随地随事而变。心则一,无变。然必合内外乃成体,乃为一,而必多变,而变必归于一。故孔子之教,可谓之礼教。中国之政治,亦可谓之礼治。即中国之文学,亦必有礼之意义存其间。礼即此人文大体。亦可谓凡属宗教皆即礼,乃于人文之礼中求别创一礼,故宗教遂成为文化中之另一体。中国之礼,皆大通合一,故中国宗教,亦同在此文化大体系中,而可不别成为一体。

  中国有吉、凶、军、宾、嘉五礼,治军亦一礼,故亦无力乱可言。若如今世西方之有核子武器与太空飞行,以中国观念言,则怪而进于神矣。其神为可尊乎?不可尊乎?要之,已不在礼中。礼必有常,又必合内外以成体。核子武器乃分裂敌我,显为二,不为一,又不可常。故治军果有礼,核子武器绝不在其内。周孔之言礼,亦可谓其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非文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其他民族之文化来相绳纠,则宜见其为无一而有当。

  西方文化乃求合诸体以成体,而此诸体则皆各求发展,不易合成为一体。中国文化则从一体中演出此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之诸项,凡此诸项,皆不得各自完成为一体,此其异。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西方教会组织实亦是一种法,一种力。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

  今再由教而言学。西方学校亦尚组织,有系统。每一人由小学中学至大学,分科受教,其所师,当在百人上下。故西方人无尊师重道观,惟求自创造,自发明,自为一专家。中国有私塾,有书院,皆一人掌其教。故来学者必知尊师。其自居则为门人,为弟子。故西方宗教有教主,而学校之教则无主。中国则无宗教,而教必有主,有师道。天地君亲师,师居其一。亦可谓西方乃有教而无师,中国则凡教必有师,斯又一异。

  中国人崇尚人性,性亦可流为不德,而德则必从性中来。艺术亦必本之性。西方人言真善美,皆从外面着眼。中国人则一返之己性。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属真理,好成道德,乐则艺术。若就此意言,科学在人生中,必进而为道德,尤进乃为艺术。此为中国人观念。西方宗教主原始罪恶论,善德则一归之天,但人为不善亦本之性,则其于道德既不好之,亦不乐之矣。宗教信仰乃是一种畏天命,非知天命。既不知之,又何好何乐。自中国人言之,则亦一种功利观而已。故西方宗教乃分天与人为二。世界必有末日,科学乃求以反天,人凭其知识技能来利用天,征服天。中国人之道德艺术则通天人,合内外,而自人性人情人心为出发点。东西文化分别,可谓主要正在此。

  原载《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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